1988年，"西北风"歌潮、"囚歌"歌潮、《葡萄皮》歌潮以及"挑战－－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新时期金曲，1988年金星评选活动"和"全国改革十年优秀歌曲评选等活动构成了绚丽多姿的风景。这一年是新时期流行音乐的全盛时期，也是歌坛诸多内在冲突集中暴露的一年，又是歌坛第一次自觉进行反思和检讨的一年。
　　"西北风"无疑是新时期以来流行音乐探索之路上的第一个高峰，它标志着中国音乐人开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集团并具有了强大的市场占有能力。而歌坛本身的探索又正好和整个文化界的大背景找到了结合点－－文化和历史批判，于是，对历史和传统的再审视，对未来的向往和对现实的焦虑，仍然富于理想色彩的责任感等等都混合在作品之中，当姜文在《红高粱》中吼唱起"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时候，"西北风"达到了高峰，也到达了失去理性的转折点，在承担了太重的负载的时候，流行音乐这支小船发现自己在时代的激流中已经迷失了方向。于是就是"囚歌"的逆风千里。
　　"囚歌"说起来可以列入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最出色的创意之一，编辑们只是利用了影星迟志强将要出狱的新闻价值，但他们自己也无法料到这些从监狱中匆匆收集来的小调会引发如此狂热的歌潮，对这种现象从音乐本身绝对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随后，臧云飞创作的《葡萄皮》专辑的火爆则已经正是宣告?quot;西北风"时代的结束。俚俗歌曲对"西北风"的反动在现在看来，实际上暗示了流行音乐必须面临一个蜕变，从理念回到情感，从宏观回到微观，从责任走向娱乐。而1988年下半年苏芮和齐秦专辑的正式引进，已经宣告了流行音乐创业阶段的结束。当然，这个时候谁也没有预料到下一次歌坛的革命是由卡拉OK和传媒改革来完成的。
　　但在1988年的年底，中国音乐人们还是在为"西北风"而兴高采烈，同时发生的囚歌歌潮和俚俗歌曲大潮又使中国音乐人们措手不及，于是，回顾和反思成为年底的主题。
　　陈雷，一个年轻的姑娘在这时从文学界转移到了流行音乐的圈子里，她发挥了超常的能量，1988年6月北京首体举行的《地球的孩子》大型环保主题晚会上，她与陈哲、解承强合作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使朱哲琴一举成名，作品本身也进入了经典行列。然而她没有选择做一个单纯的词人，已经决定远赴澳大利亚的她在临走前却策划实施了一场大型演唱会－－"挑战－－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
　　这场演唱会是一场典型的回顾型晚会，它分成"西北风"、"港台风"、"流行风"等四个部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歌坛的格局。但更重要的是陈雷为此还组织了一个为时半天的研讨会，流行音乐界的风云人物大部分到场。从此，凡大型流行音乐活动连带一个研讨会成为一个惯例。而那次的会尽管短暂，却确实是研讨现实问题的会议，也从这次会议上，传统的学院派音乐学者消失了，来自一线的音乐人和以报纸为阵地、以记者身份撰写乐评的评论者成了会议的主角。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人民日报联合举办的"新时期十年金曲，1988年金星"评选活动则是一次更大范围的总结性活动。这次活动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金曲的评选基本上客观地表现了十年来具有经典和代表性的作品，而活动的主办者本意上想突出的分1988的当红歌星却仍然成了"十年金星"。这当然完全是由最主要的选票传媒《人民日报》的读者群决定的。
　　年底，山西也举办了一次类似的作品评选，结果和上一个活动大同小异。然而，三个活动，两个研讨会，对于歌坛很快就要发生的重大变化实在还是很不敏感，无论是理论上的总结还是感性化的感想几乎都没有预料到此后中国歌坛长达3、4年之久的徘徊，而更少有人能从苏芮特别是齐秦在中学生中引发的狂热中预料到港台歌曲席卷大陆的未来。
　　但有几个人却保持了超前的清醒，先是崔健，然后是陈哲，这两个人大约在同时意识到了版权保护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然而，这样一个对歌坛发展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当时即使是在创作群体内的反映也是出奇的冷淡。记得陈哲曾在这一年底组织了一次主要由词曲作者参加的会议，试图获得共识，采取共同行动对付疯狂盗版的音像公司－－当时虽然没有版税，但使用一次应付稿费还是有规定的，不过在没有著作权法的当时，几乎没有几个音像公司会老老实实付这些版费。陈哲的会当然不了了之，有些人甚至说：盗版也有好处，不是替咱们扬名吗？只有陈哲自己向找得着出处的音像公司发了一批要求补偿稿费的函件还真有不少公司寄来了象征性的稿费。
　　而王立平则选定了一个更高的目标，他要促成中国著作权法的出台，并建立中国音乐家著作权协会。他的努力所遇到的困难更是难以想象。说起来平均主义给中国人造成的恶果是如此的深远，当大家都明白一针一线不能偷窃的时候，多少人民代表们却永远搞不懂凭什么作家写了东西，拿一笔稿费以后还要什么版税？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终于出台，但直到今天，版权保护在中国要达到比较理想的状况仍然要走遥远的路。
　　回想起来，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在整个80年代，市场经济还不过是计划经济的"补充"，因此，对于流行音乐这样天生市场的行业政府也不可能拿出一套系统的管理办法和市场规则。也因此，处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中国音像业在当时由于劳动力价格低廉－－只是到了89年初，毛阿敏作为最高的演出劳务费也才2000元左右，词曲的稿费是150元到200元，编曲最高的才300元左右。而在当时空前巨大的市场上，一盘总共成本两万元的磁带却动辄卖到上百万，利润率之高令人咋舌！
　　然而，这样的利润率不可能不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创作不如拼凑，写音乐不如配器－－至今为止，作曲家的主要收入也不是创作，而是编曲！在这个非正常的市场上，创作的动力仅仅凭理想、热情和追求，它注定不能持久。在这个视角上，尽管"西北风"的衰退和歌坛第一次走入低谷有错综复杂的种种原因，但失控的音像市场本身实在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